范忠信：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

当然每个国家所能吸引的就业人数不同，取决于其为投资者制定的一揽子激励机制

5.而资本经济的运动特征却与此全然相反。4.总之，资本经济与非资本经济呈现出一种根本性不同：非资本经济作为实物生产经济和物流与实物分配经济，其终点是实物的积累（物资储存）或消费（实物被消耗掉）。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提高，人力需求则有递减的趋势。这个原理是马克思在《1863年经 济学手稿》中发现并讨论的。2.非资本系统的经济系统，包括封建土地经济，以及简陋的旧式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亦普遍具有两种基本的特征：第一是经济运动运行于封闭系统内（通常以本国为界）。在资本市场系统中，实物之物流运行（从产出到消费），只是抽象价值的载体。【何新附注】以上札记系写于1998年的读书札记，是时我正在读新版《全集》之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其经济运动呈现 典型非循环的特性：生产实物（有）→消费实物（无）因此在非资本形态经济系统中，实物积累是经济富裕的标志。3、资本经济则不同，第一资本经济是无国界性经济（全球化），经济运动呈环流状螺旋式不断扩张的循环运动。工业企业利润在2012年上半年一直是负增长，钢铁企业更是出现大面积亏损。

可以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劳动生产率上升、竞争力提高，导致出口份额得以增长。而这种短期政府行为必然导致大幅经济波动，长远来看对社会福利有很大危害。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曾经从上世纪60年代一路攀升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后由于"广场协定"带来的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大幅下降，日本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于1986年见顶，随后日本虽然又经历1986年到1989年的泡沫期中的短暂繁荣，最终却因经济竞争力下降而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这样资金会自然流向更值得投资的地区。

以日本为例，国内各地区间收入分配较为平均，1984年东京的人均GDP和最穷的县相比只差大约两倍，因此日本企业在1984年后从本土转移到海外的趋势比当今的中国更为明显。其次，中国未来的改革红利仍然值得期待。

从现在看，道路依然曲折，政府推出的"老36条"和"新36条"更多地停留在大政方针的红头文件上，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得以体现。比较明显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的减少和近年来制度改革的停滞不前。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经济史上屡见不鲜，西方一些民主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更迭带来的政治压力，但却有政府维稳的考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可能很低，因此也具备通过财政刺激缓解短期经济下行风险的动力。

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出现下降。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库存积压，中国正在经历"无利润增长"。首先，发电量在6月同比出现零增长，这是自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电子产品份额在进一步增加，但是其水平不足以抵消其他商品份额的下降。

中日的经历中有一些类似之处。在这方面，地方和中央的税务安排如何改进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这一趋势在2012年上半年依然持续（见图2）。欧美发达国家先后陷入危机，进口下降是一个因素，但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因素也很重要。

一个就是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衡量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是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份额。第三，中国狭义货币增长今年四月下滑到3％，是该数据自1985年公布以来的最低值，即便是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1998年也没有出现过如此情况。道理很简单，如果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不受政党影响，就可以把政治利益和经济决策分开，货币政策的制定就可以更多基于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不是短期的政治目的。这种市场化的机制也更合理，原因是，如果经济情况好的省份需要更多投资，市场会给更优惠的利率。如果地方政府需要资金推动项目投资，可以去市场发债。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经在"入世"之后得到了大幅改善，但是服务业竞争力还非常落后，改革空间很大。在竞争力下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必然下降，这是2012年经济放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

银行利润虽然还较高，但是市场预期未来不良贷款导致的亏损将会比较大。另一个是存在过度依赖政府刺激的制度性缺陷。

另外，本次经济放缓给企业和老百姓带来的影响也大幅高于GDP本身显示的程度。不适合投资的地区发债，市场会要求高回报率，发债就会困难。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很容易出现过度刺激经济的情况。首先，中国具有大国优势，幅员辽阔，沿海地区虽然已经失去出口竞争力，但内陆省份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价格还比较有竞争力。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使得中国出口增速近年来下了一个大台阶，从2004年到2008年平均每年27％的高速下降到了2012年上半年的9.2％，而同期美国进口增速仅仅从8％下降到了6％（以上计算不包括石油）。出口的上升趋势在2011年出现了见顶回落的迹象。

财政刺激政策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取舍问题。因为执政党往往有很强的动机，在大选年通过财政力量制造短期内经济繁荣，以此博取选民的支持。

如何从制度建设上防止过度财政刺激的问题在未来的中国重演？以上提到的两个方法都可以借鉴。中日之间的比较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些希望。

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幅度在过去30年中比较少见。但是，中国具备的这些优势不应该成为盲目乐观的借口。

值得引起警惕的是，日本出口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出现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原因同样重要，但是在政策的讨论中相对较少地被提及，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GDP增长二季度依然保持在7.6％的水平，但是其他一系列数据给出的信号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能够真正贯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新36条"，未来竞争力还有提升的可能。

若从衡量经济的全面性而言，发电量、货币流量和国际储备虽然都比不上GDP，但在度量的精确度上有它们的优点，因此在评估中国经济下滑的过程中，这些指标应该作为重要参考。按商品分，出现份额下降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纺织品、服装鞋帽以及家具、玩具。

对普通百姓，当前的经济放缓意味着他们工作单位的利润下滑，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降低。最后，通过立法对各级财政的赤字加以控制也很有必要，尤其是今后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不能再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方式把财政赤字隐藏起来。

这在宏观数据中体现为零售总额的增速放缓，因为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影响消费。例如上海和邻近的安徽相比，2011年人均GDP相差3.3倍，和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贵州比较相差5倍，沿海的出口企业一部分可以选择转移至内陆，避免竞争力快速下降。